毛泽东文化观与百年中国共产党(4)

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多方面条件逐步成熟的条件下，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打造一个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的政党。毛泽东先后亲自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系统揭示以王明为代表的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文化上成熟起来，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

194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两个中国之命运》开幕词和《愚公移山》闭幕词，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之后的三四年中，正是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速度之快，连美国和苏联都为之惊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在于其领袖毛泽东深刻体悟到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道理——反动派由于违背人民的利益，必然会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人民所打倒。毛泽东承继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业，以一首“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打破了国民党策划的美苏也都同意的划江而治的图谋，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巨大的地理版图，留下了十几亿人生活于兹繁衍于兹的土地，避免了欧洲迄今为止都未能消除的小国林立局面。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一次重要应用，是毛泽东基于中国需要对于国外压力的又一次重大排斥。两个中国命运之争，既是政治军事的较量，也是思想文化的较量。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较量中，毛泽东的文化观日臻完善。

毛泽东的文化观是在战争年代成熟起来的，这种文化是否可以应用于经济建设之中？怎样应用？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的先进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一次得到检验。新中国建立不久，面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至今为止，毛泽东如何作出这一决策仍然让人感到神奇，其中革命文化的力量恐怕是最具有决定性的。[14]这里，革命文化的作用恐怕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一个强敌，决定敢不敢打，能不能胜的问题。从国际角度看，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使得中国陆军成为世界第一的陆军，然而，无论抗美援朝决策还是抗美援朝实践都是对人类智慧的极大考验。

其次，经济建设到底怎样安排？建立起全新的国家政权机关、做出基本法律制度的安排，甚至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经济，虽然不无矛盾，但总体来看，是较为容易的。事实证明，农业、农村从而农民的发展对解放后的中国共产党构成巨大挑战。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组织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确立“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针对公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由于农村、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毛泽东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毛泽东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

中国新型农业文化、农村文化建设无疑牵扯了毛泽东极大的精力。从根本上看，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发展长期受到小农意识的严重干扰。[15]这种小农意识甚至在党内都是一个严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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