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观与百年中国共产党(3)

如果说，从一大召开到长征结束是毛泽东文化观的形成期，那么，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则是毛泽东文化观日臻完善的成熟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反帝斗争变成为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如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对待国民党？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围绕这三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作出了军事文化、哲学文化和政治文化上的系统而科学的回答。

毛泽东1936年撰写并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它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在文化上的成熟。这是因为它不仅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四个基本特点，由这四个基本特点逻辑地推导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还详细地归纳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大量的战略问题。通过这篇文章，毛泽东把辩证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髓具体化到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构建之中。这是一篇充满了矛盾思想、斗争文化的光辉文献。

1937年，毛泽东撰写并发表《矛盾论》《实践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相比，它们从军事上升到了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从具体上升到了抽象。破坏和建设这两者之间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中得以详尽阐述。因为破坏就是原有对立统一的打破，而建设就是新的对立统一的生成。破坏（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没有《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自己关于破坏与建设的文化。《矛盾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及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也将中国文化推到了当代世界的高峰。

文化发展不仅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某个学科到哲学的发展，而且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哲学到某个学科的发展。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持久抗战的总方针。从逻辑上说，《论持久战》一文不过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文章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应用。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早已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战略上的持久战了。

毛泽东1939年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运用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阐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大问题，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指出党只要、只有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就更加表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哲学文化和政治文化上的成熟了。

1939年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又从军事文化上升到政治文化。该文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⑨可以说，自此之后，党的领导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政治文化特色。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将一事无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对中国文化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

毛泽东1940年写就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问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回答了经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形塑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偏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论与术语成为知识界的分析工具，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的确立。[11]许多人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觉悟前者之被蒙蔽，觉得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12]

中国社会的矛盾是交错的、复杂的。在中共致力于积极抗日时，本应担负主要抗日责任的国民党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并用“限共”“防共”“溶共”和军事摩擦的手段来对抗共产党的发展。[13]对此，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了巩固根据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从这里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多党合作政策的影子和吸收国民党起义将领参加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政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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