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观与百年中国共产党(2)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旨在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出席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组织暴动，并产生在暴动失败后上山的思想。在去井冈山的路上，在永新对秋收起义的军队实行改编，在每一个连队都建立可以监督官长的士兵委员会，开始了以平等主义文化创建新型军队的征程。践行平等主义，建立了一种使人民军队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通道。这应该是毛泽东晚年依然怀念士兵委员会的重要原因。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任务的机关。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它还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因而共产党的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于这支军队而言，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其生命线。这是毛泽东军事文化的核心，是普遍联系这一世界普遍规律在军事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它看似简单，实则极其深刻。因为这一文化就把军事工作与政治、经济结合起来了，就把军队的功能放大到极限来加以运用了。同时，它也必然塑造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一文化，而不是基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才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规定土地平均分配，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只有平均分配土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拥护，才能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和根据地屏障。

毛泽东不仅搞土地改革给人民雪中送炭，解民于倒悬，而且细处着眼，规定工农革命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打土豪要归公，保护中小商人。在注重正规军的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发展地方武装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还产生了农村军事化的思想。这是人民战争思想的雏形。④

首先从政治上看问题是必要的，但仅仅从政治上看问题还是不够的，在军事斗争是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的情况下，必须有科学的战略战术。在正规军的战略战术上，面对敌强我弱的格局，毛泽东确立了“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的游击战思想，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他的宽待俘虏的政策有力地减少了敌人的战场抵抗，在平均分配土地政策的基础上，极大地有利于瓦解敌人军队和战斗力。

工农武装割据，即使能够保存自己，前途何在？在毛泽东看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扩大这种政权，毛泽东采取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战略。比如，他提出并制定党对流氓的转化使用策略。⑤这是辩证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精彩应用。如果连流氓都可以转化使用，那么，统一战线策略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他主持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为整个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井冈山时期，他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毛泽东不仅有自己的独立的（军事）文化思维，而且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想得深，想得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

如何处理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井冈山时期的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基本文化问题。基于自己所做的大量调查研究，毛泽东得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认识。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1930年他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显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在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即将开始的大转移中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后，毛泽东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⑥为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准备。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集中解决中央的军事路线，鲜明地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观点，⑦既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党内团结。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客观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自此之后，失败后的大退却变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翻雪山、过草地、抵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终于独立地站稳了脚跟。这表现了毛泽东卓越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正反经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革命文化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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