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获取组织的建设与管理(3)

曾有学者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分成上游(宣传动员、报名登记)、中游(器官获取与分配)、下游(器官移植监管)3 部分，红十字会负责上游工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下游工作，而中游部分工作则由两部门会同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完成［3］。这样的分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最主要的不足是忽略了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的监督与见证作用。此外，下游工作还应包括救助与缅怀，同样需要红十字会来承担。当前，全社会对器官捐献普遍缺乏信任，现有法律支撑薄弱［20］，由红十字会对医疗机构的器官捐献工作进行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不仅表明器官捐献是一种“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的体现，更能显示出器官捐献工作的权威性、统一性和公平性，避免器官商品化，杜绝器官幕后交易和器官分配暗箱操作。因此，器官捐献工作离不开红十字会的参与。

建议将器官捐献分为诊疗技术工作(如脑损伤程度判定、器官功能维护、器官切取和保存等)和非诊疗技术工作(知情同意、伦理审查、器官分配见证、缅怀救助等)，分别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和红十字会负责，双方均要全程参与，统一以《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为工作基础，相互支持协作。鉴于红十字总会已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且既往在推动骨髓库建设和无偿献血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因此，除承担第三方见证、登记、监督以及作为红十字会基本职能之一的宣传发动和困难救助等任务外，OPO 的日常工作还是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来组织与领导更为适宜。

3.2 OPO 内部的领导方式与决策

OPO 具有非常明显的跨专业特点，组成成员来自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拥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与实践经验，个人独立意识强。进入OPO 以后，新的结构和工作安排改变了这些成员与他人的联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地位和人际关系，但成员之间并不存在原有的等级观念。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原有的工作方式和实践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带到OPO 工作中;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不断专业化，OPO 所承担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复杂，完成每一例器官捐献所包含的各项技术、知识和经验将不是某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的，需要运用集体的智慧才能取得成功;这种复杂性与差异性所带来的矛盾使OPO 的领导和管理面临着新的困难。在器官捐献案例的实施过程中，OPO 小组成员往往面临许多突发情况，器官捐献协调过程越长，不确定因素越多，对领导者实时决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定的组织或环境需要特定的领导角色，特定的领导角色也只能在特定的组织或环境中发挥作用，领导环境决定了领导角色的不同［18］。“在致力于机动性和作出有的放矢的快速反应组织里，不能举棋不定，耽误时间，否则会导致整个目标失败［21］。”因此，OPO 的管理方式必须创新，必须用新的方式来理解OPO 的工作以及通过改变工作方式去适应社会和环境的要求。

首先，OPO 需要强化领导，这种领导并不是指常规组织中严格授权的做法，而是更多体现在引领OPO 发展方向上。领导权也不固定于某一个人，只要成员具有某一方面的独特能力，可以让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就可能被赋予领导权;当任务进行到不同阶段而使其他技能显得更加重要时，领导的角色也会从这个人转移至另一个人。

其次，建立宽松授权模式，与成员共享决策权，尽量用间接的领导方式来代替等级制度。要想实现OPO 的目标，必须把传统等级观念完全抛开，充分调动所有成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当一个组织成员的特殊知识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时，就应该为他创造足够的空间。各成员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和捐献流程中所担任的职责不需要严格授权，在不偏离器官捐献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各成员可以自主决定活动范围、承担的角色以及应对事件的具体措施［22］。这种决策权共享的管理方式有利于所有成员在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时能够独当一面，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和潜力。

3.3 制定严格规范的工作制度和恰当的激励措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格规范的工作制度无论是对OPO 的良性运作和公益形象，还是对整个器官捐献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14，16］。好的规章制度能有效地约束组织内部人员的行为，激励他们积极进取，最大限度地激发成员的工作热情，使其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机制和良性循环机制，最终有效地实现组织的发展目标。一项规章制度能否促进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该规章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在有效约束所有参与人员行为的同时充分激发他们的潜能，使整个组织高效运转，为组织和社会带来更大的效益。

文章来源：《领导科学论坛》 网址: http://www.ldkxzzs.cn/qikandaodu/2021/0610/14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