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获取组织的建设与管理(2)

2 我国OPO 的组织构成和定位

一个好的OPO 体系，能够承接公民的捐献意愿，同时为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器官捐献提供保障［5］。各国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捐献体系尚不完善，供器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建立专业的OPO 是提高器官捐献率的最好模式。OPO 的主要职责是进行捐献器官的医学评估，收集捐献者的相关数据，参与器官获取、运输和与移植中心的交接等工作。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OPO 还要承担部分潜在捐献者的识别和转介任务，即主动到各医院的神经外科、ICU 等病房进行潜在捐献者的筛选，以提高实际捐献率。

为了能胜任这些职责，OPO 需要有足够的人体器官捐献专属(业)协调员队伍，有资质独立进行脑死亡判定的内科专家团队，有评估家属捐献意愿真实性的伦理委员会，以及必要的用于转运捐献者、保存器官的专业设备［15］。然而，专业的OPO 所必备的良好的技术条件、齐全的人员配备以及有力的组织领导，并不是每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均能具备的。因此，不是获得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即能自行成立OPO。OPO 的组建必须获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授权［16］，且为了便于监督OPO 的工作，同时避免同一行政区域内OPO 之间的不良竞争，按目前器官捐献的实际数量估算，每个省成立1 ～2 家OPO 已足够。一般以省内器官移植资质较为齐全(即同时具有肝、肾移植资质)的医院为挂靠单位，所属人员的日常管理由挂靠医院负责，但是一定要明确OPO 接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直接管理，代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接收全省(或授权区域内)所有医疗机构的捐献信息，所有经OPO 获取的器官一律通过国家器官分配及共亨系统进行分配。随着器官捐献工作深入到一定阶段，OPO 终将独立于医院的移植团队［9］。

从成员结构来看，国家卫生计生委的通知明确指出，行政官员或政府工作人员不参与OPO 工作;从工作内容来看，OPO 工作基本上属于专业性事务，不宜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行政监督除外)。因此，站在管理学角度，OPO 不是以层级制、非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常规组织，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为解决特定捐献案例建立起来的“任务型组织”［17］。虽然，我国OPO 目前只能依托于移植中心，但条件成熟时可与移植团队完全分开，仅需在移植中心设立一个以器官捐献协调员为主，类似于西班牙“移植获取管理小组”的工作办公室，其他成员则来自本省范围内多家大型综合医院相关专业专家。所有参与者日常均承担各自的专业工作，一旦有潜在的捐献案例出现，OPO 工作办公室根据组成成员专业及潜在捐献者所在位置，就近迅速抽组一个工作小组共同完成捐献任务［18］，捐献任务完成后，各参与者即可回归日常工作中。

当前，国内已有不少地区的OPO 在其服务范围内同一天处理3 个捐献案例，可以预见，今后全国范围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案例将会呈现较大规模的增加。面对如此众多的捐献案例，若将OPO 定位为常规型组织，在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设立专门的机构与人员，无疑会增加长期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当面对复杂而又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时，常规型组织庞大的层级制结构、过细的分工，使得它无法应对突发性重大任务［19］。但是，若将OPO 定位为任务型组织，专门来协调、处理器官捐献这类紧迫性、临时性任务，无疑是最佳选择。这样，作为常规组织的卫生行政部门享有对OPO 的任务确立和执行过程的监督建议权，并在OPO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给予协调和配合;同时，OPO 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卫生行政部门形成一种功能互补和行为合作的关系，进而实现组织形式多样化、功能完整化的目标。

3 我国OPO 的领导方式及内部管理

3.1 明确红十字会的领导职责

2010 年3 月，受原国家卫生部委托，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有关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原国家卫生部决定共同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方案》强调的是各级红十字会与卫生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但双方的职责区分不明，形成了红十字会与卫生行政部门共同领导的二元体制［5］。因为器官捐献涉及器官来源、摘取顺序、运输、保存等问题，需要协调好政府与医院、医院与医院之间的关系，相当多的市、县级和医院的卫生行政部门简单地认为，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都由红十字会去推动，因此红十字会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不少的难题甚至是阻力，这显然与上层设计的理念相违背。脱离了医疗系统的支持，器官捐献是无法完成的;同样，没有红十字会的参与和见证，也必然会带来公众对器官捐献存在利益驱动的质疑。因此，当前应尽快从国家政策层面厘清卫生行政部门与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的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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